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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多元化的设想
作者:陈 艳  发布时间:2016-03-07 10:53:43 打印 字号: | |

   

    【内容摘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于有效保障公民、国家和集体的财产不受侵犯、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正确并及时地处理案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立法的缺失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程序方面的理论之争此起彼伏。在实践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本身存在着一些问题,加之相关法律规定不够具体明确,且有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现象,致使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经常遇到司法实践问题,因其缺陷而全盘否定其存在价值者亦不乏其人。因此,理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程序上存在的问题,并研究其在实体方面与审理及裁决的关系,探悉其不足并加以逐步完善,对于改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且应走向多元化。本文欲结合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通过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分启动、审判及裁决三个阶段发表舐皮论骨之见,并以一已之见提出仅供参考的解难之策,以期将愚见融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合理解释之中,对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调?补苴,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关键词】附带民事诉讼 多元化 启动权 精神损害赔偿

   

    一、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启动

   

    (一)现行立法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启动形式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是为减少当事人诉累而生,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由此可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同时存在着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种不同的诉讼法律关系,且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居于主导地位,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处于依附地位。法律强加给附带民事诉讼的依附性使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使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方式过于单一,只能在刑事诉讼提起之后提起,刑事诉讼不存在,附带民事诉讼就无从谈起,依附性反倒成为了困扰附带民事诉讼的枷锁,成为被害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得赔偿的累赘,制约了被害人的程序效益,偏离了其良好初衷。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依附性决定其立案需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如《高检规则》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潜逃或者患有精神病及其他严重疾病不能接受讯问,丧失诉讼行为能力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中止审查。此时的中止审查将直接导致刑事案件不得立案,间接导致附带民事诉讼也不得进入诉讼程序。此种情况下,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成立犯罪,则被害人的损失不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得到解决,可以说被害人的损害求偿权因刑事诉讼的阻碍而被冻结在诉讼前阶段。

   

    (二)用法条将多元化的程序启动模式合法化,改变单一性的启动模式,赋予受害人多元化的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启动权

   

    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首要目的便是减少当事人诉累,以更快的速度让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的损害得到赔偿。但法律规定的种种限制又导致被害人获得赔偿的及时性无法得到保障,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意义大打折扣。因此,应该允许在此种情况下受害人就民事赔偿问题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和—般的民事诉讼程序中进行选择,从实际需要出发选择更为便捷的救济方式。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启动,笔者认为有三种模式可采用,可将《刑诉法》第九十九条对附带民事诉讼启动的规定补充拟定为——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系自诉案件,但当事人未提起刑事诉讼,或因犯罪嫌疑人未归案而未进入诉讼程序,或具有其他不必以刑案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的,被害人可就民事部分在刑事诉讼启动前先行单独提起赔偿之诉。”

   

    (三)适用多元化附带民事诉讼启动模式应注意的问题

   

    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在通常情况下,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诉讼启动之后进行,不适用该条第三款先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允许当事人在刑事程序启动之前先行提起民事诉讼。具体情形包括:自诉案件中,自诉人不请求追究侵害人刑事责任而只要求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患严重疾病或在逃,导致刑事程序无法启动的;其他不必以刑案审理结果为依据即可提起的。

   

    对此法条作如此领会也是出于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的考虑,因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收取诉讼费的,但现行法律规定,在刑事案件审结之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却要交纳相关的诉讼费,为尽量减少法律体系的内部冲突,在当事人先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时也应作出“交纳相关诉讼费”的规定,而当事人在采用此种模式启动附带民事诉讼时,就无疑增加了其诉讼成本。

   

    二、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

   

    (一)附带民事诉讼在现行法律体制中与刑事诉讼在审理上的关系

   

    在现行法律体制中,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判决、起诉时效、上诉期限、管辖法院等方面都受到刑事诉讼审理的牵制与制约。如《刑诉法》第二百条第一款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以及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被告人脱逃,或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这就说明,即便是在审理阶段,附带民事诉讼所具有的依附性也决定了附带民事诉讼可能因刑事诉讼的中止而中止,而附带民事诉讼的中止势必影响被害人的获赔速度。

   

    (二)附带民事诉讼在多元化启动模式下应适用的多元化审判模式

   

    针对上述现象,笔者认为,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可参照《刑诉解释》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如果同一审判组织的成员确实无法继续参加审判的,可以更换审判组织成员。既然刑事部分都可排除民事部分的拖延,为纠正“重刑轻民”的传统思维模式,此处也应该用法条规定的方式对刑事与民事重要性的同等性予以肯定。故,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笔者自拟审判法条为——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难以确定,或犯罪嫌疑人患精神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或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被告人脱逃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或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导致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的,为了防止已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可先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进行审理,刑事部分可以在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如果同一审判组织的成员确实无法继续参加审判的,可以更换审判组织成员。”

   

    (三)适用多元化附带民事诉讼启动模式在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尽管笔者主张赋予被害人多元化的程序启动权,但亦应严格限制启动权的范围,以防权利滥用。在适用上述两拟定法条时应注意:

   

    若当事人启动了诉前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法院应当尊重被害人的选择,按照当事人所选择的程序进行审理。待刑事诉讼程序启动后,再次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由当事人选择仍然继续先前提起的单独民事诉讼,或适用《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将未审理完结的民事诉讼并入刑事诉讼程序,转为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一并审理。

   

    其次,自拟审判法条的规定是针对发生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的情形,应注意,除非发生被告人逃逸等特殊事件而导致刑事诉讼程序无法继续审理而中止,否则不得就民事赔偿部分先行审理。尽管“先刑后民”这一传统审判模式不无弊端,但其普遍性已达到足以让即便是仅具有一般专业基础的司法工作人员都认为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程度,故,还不宜在短时期内对该模式大动刀戈。

   

    在多元化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之下,还应当保证诉前、诉中、诉后附带民事诉讼适用法律一致,不因提起时间的不同而异,防止矫枉过正,因法律适用的差异导致对被告人及被害人权益保护的不同,无端生出可由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漏洞,反受其害。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在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可以将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情况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毋庸讳言的是,如此一来,启动在前、判决在后的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在诉后提起的民事诉讼可能存在以下两个理论漏洞:其一,在刑事诉讼审结后再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就有可能剥夺被告人因积极退赔而争取到的从轻处罚的机会,同时扩大被害人在民事诉讼中不能获赔的风险,此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因为在刑事案件与附带民事案件同时审理时,被告人为了得到从轻处理,本人或其亲属往往会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被害人的权利能够得到较为及时的救济,被告人退赔的情形也能及时地被法官予以量刑考虑。而结束了的刑事诉讼不会将后期民事诉讼中的赔偿情况予以量刑考虑,也无法考虑,因为在先审结的刑事诉讼无法预见决定于受害人意志的诉后民事诉讼是否发生,对于启动在前、判决在后的民事诉讼的裁判内容也无法全盘掌握。也就是说,发生于民事诉讼阶段的民事赔偿情况不会对刑事判决产生如同诉中附带民事诉讼如此大的影响,被告人会因此减少退赔的积极性,最终造成对被害人权利救济的迟延或阻碍。其二,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人没有在刑事一审宣判前提出赔偿的请求,而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又在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支持了附带民事诉讼权利人的经济赔偿要求,这无疑就等于是在既对被告人在刑事诉讼阶段进行了刑事制裁,又在民事诉讼阶段对其进行了民事制裁,使被告人的同一行为受到了刑事及民事上的双重评价,有悖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解决上述漏洞的良方一是需要法官具有一定的审判经验,通过当事人的行为对其心理进行揣测,并由此推测诉后民事诉讼发生的可能性,且要在刑事部分的审理中就对民事责任有概括的了解以预防当事人的诉讼突袭。二是需要法官具有放眼全案审判的高度,将在前的刑事审判结论与在后的民事审判情况结合在一起贯穿案件审理始终,以公平原则为指导,利用自由裁量权予以权衡,对被告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比例作适当调整。

   

    三、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裁判

   

    (一)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法律规定的现状

   

    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1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在其第一条更加鲜明的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规定均将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限定在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或财产被毁而遭受的损失,对精神损害是不予赔偿的。

   

    一直以来,我国在刑事领域沿用的是“公力救济”模式,即国家机关替代被害人对犯罪人进行惩罚,这种救济模式冲淡甚至麻痹了被害人要求以感受得到的方式对自身权利进行救济的意识,公力救济稀释了私力救济,挤占了精神赔偿的空间。不可否认,用刑罚的手段来惩罚犯罪人的确体现了现代法制的文明与进步,体现了法律的权威,也在一定程序上缓解了被害人的复仇情绪,避免了因个人复仇造成的社会动乱。但在刑事案件尤其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中,被害人不仅遭受了肉体上的侵害,而且精神权利也遭受了极大的损伤,且在现有公力救济的模式下,无法让被害人这一弱势群体得到满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赔偿无法得到支持便是其有力证明。但在民事审判领域,公民在其人身权遭受不法侵害时,对其非财产损失即精神损失进行经济赔偿似乎是通行法域的默认公理,然而当这种不法侵害的严重性升级到刑事犯罪的程度时,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权利反而被限制在物质损失之内,于理不通,恕愚下实难苟同。在人们日益重视精神利益的今天,笔者认为,应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附带民事诉讼裁判这一领域内的问题,争议最大的莫过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能否包含精神损害赔偿了,笔者也仅欲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二)精神损害赔偿存在有必要性的理论基础

   

    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精神损害给被害人造成的痛苦往往会转化为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创伤,且经久难愈,痛苦甚至甚于肉体上的创伤。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通俗地说,即是指侵权人对其侵权行为致被害人的精神创伤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的民事法律制度。这种赔偿以补偿为手段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兼具物质补偿与精神慰藉的双重属性。通过经济赔偿平复被害人的精神创伤,慰藉其感情损伤,以防止侵权行为发生,稳定社会秩序。

   

    笔者也曾经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不应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予以支持,其理由为:根据刑诉法的立法理念,刑罚替代了个人报复主义,代表社会大众对犯罪之人进行惩罚,以维持社会的整体秩序,在这种体制之下,忽视刑罚部分而单就民事赔偿部分进行比较犯了片面错误。站在以整个附带民事诉讼为系统的理论高度便可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在现有刑罚体系之下,较一般侵权行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比一般侵权行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更为严厉的刑事惩罚,在更为严厉的那部分就包含了超出一般侵权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部分)部分的惩罚,故无需再对当事人造成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即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竞合时,择一重者处罚。但随着思考的成熟,笔者逐渐意识到,若这样思考,必将招致一系列的不公与诉累,而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却可以带来以下两个正面效应:

   

    第一,有利于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刑事制裁和民事责任是两种彼此独立、性质不同的法律责任——前者是犯罪人对国家应负的法律责任,其保护的主要是社会利益;后者则是犯罪人对被害人权利侵害的赔偿,其保护的主要是被害人的利益。二者的目的即使有重合也并非完全相同,对社会利益的过分关注就有可能导致对被害人利益的淡漠,对社会利益的过分维护就有可能导致对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的忽视,以及对被害人独特要求忽视。很显然,不能以被告人已受到刑罚处罚为理由而否认其应对被害人承担的民事责任。

   

    现今反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通说认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如果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就相当于是对被告人进行了二次惩罚。此说不无道理。诚然,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确能够起到抚慰被害人精神的作用,但仅靠刑罚惩罚尚不足以达到消除被害人内心痛苦的目的。当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时,对其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并使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不仅有利于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还可对社会上的危险分子起到警戒作用,加大其以身试法的风险,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出发,只有允许其就精神损害偿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才能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博弈中找到平衡点。

   

    至于“空判”一说,纯属司法机关一厢情愿地为被告方编造的规避责任的措辞,片面低估被告方的赔偿能力。既然法条能对交通肇事案中的附带民事诉讼作出特别规定,想必是考虑到了绝大部分机动车购买了“交强险”或其他商业险,保险公司能在国家财政补贴的背景下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故此赋予被害方死亡、残疾赔偿权。这样的特殊处理无异于向其他类型的被害方告知“此地无银三百两”。是否“空判”完全取决于被告方的赔偿能力,但司法机关不能以牺牲法理的价值取向为代价去迎合诉赔缺口,这样削足适履的处理方式只能愚弄法律的机械适用者,却说服不了法理掌权人。司法机关不应越俎代庖,强占被害方的诉权。司法机关应大胆判赔,许以被害方名正言顺的获赔权。法院判不判赔与被告方赔不赔得了不能等同,若被告方有赔偿能力,则皆大欢喜;若无,则被害方也会考虑到客观情势而放弃获赔与成本不成正比的追赔行为,与此同时,还可大大减少了被害方对司法机关的误解。

   

    第二,有利于法律与法律之间冲突的协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一条从民事审判的角度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受理范围进行了规定,该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对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排除规定大相径庭,立法的矛盾与不协调极大可能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影响法律权威。

   

    从理论上来分析,当仅需承担民事责任的一般侵权行为的严重性达到足以让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时,当事人的行为就转化为犯罪行为,需要用刑法理论对其行为进行评价。根据“举轻以明重”的法律原则推导,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往往大于一般的侵犯行为,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痛苦也远比一般侵权严重,如果将犯罪行为强行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之外,将会造成法律的倒挂现象(如较轻的侵权行为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较重的侵权行为因涉嫌刑事犯罪却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不符,有“实质上不公”之嫌。法律不在于惩罚,而在于权利能否得到救济。对于被害人而言,与其让被告人去坐牢,还不如给他一笔丰厚的精神抚慰金去创造更好的的生活条件,以优越的物质保障来掩饰高度的精神伤害(当然,我们不排除当事人宁愿放弃享受死者利用生命换取的金钱而置被告人于法网之下)。

   

    此外,允许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要求赔偿也是法律的公平原则的一个体现,有利于法律公平与人文关怀之间的融和。如发生在强奸案中的物质损失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但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痛苦却是莫大的,在此类案件中,若只站在维护法律公平的角度给予物质损失赔偿,而对被害人遭受的巨大精神损失视而不见,则不利于法律的公平原则与人文精神的融和。

   

    综上所述,现行附带民事诉讼尽管以刑事案件的发生为前提,但它本质仍然是民事诉讼,具有明显的私法性质,是平等主体间的诉讼,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事损害赔偿,在实体法上属于民事法律规定调整,在程序法上也与民事诉讼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地位确有其必要性。

   

    【结语】

   

    笔者菲才寡学、少见鲜闻,因兴起而操觚染翰成小文,以上一家之言能否对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缺漏抽钉拔楔也未经考证,若能在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得大方之家借鉴,构建出完备、系统的,对人身非财产权利从刑事与民事两方面进行双重保护的侵权法律机制,甚莫光荣,也可借慰作为法律工作者对法制建设的反哺之心。

   

来源:安乡法院网
责任编辑:顾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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